民进中 央提案 动漫产

杭州少儿漫画大赛进入

陈少峰：中国动漫产业基地“十道

南京动漫产业两大瓶颈待破

河北尽快设立动漫专项资金

·[赛事报道]首届“方舟”杯动漫设计艺术大赛

·[赛事报道]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征集卡通

·[国际资讯]迪士尼续集忙 海盗赛车携手归来(

·[国内资讯]陈少峰：中国动漫产业基地“十道

·[国内资讯]民进中 央提案 动漫产业需要统筹

·[国内资讯]广电总局向各台推荐《福娃》位居

·[国内资讯]境外动画禁播令引三大思考

    张仃到哪儿，我也到哪儿。——张光宇
    张光宇是厚积薄发，以牛刀杀鸡，举重若轻，由技进道的大艺术家。——张仃

    一

    张仃景仰的人当中，张光宇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存在，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，没有张光宇，就没有张仃。在一篇纪念张光宇的文章中，张仃这样回忆——

    1936年我17岁（按：实际应为19岁），因参加进步活动入狱，刚从监狱出来，一无所有，靠画谋生，但屡被一些漫画刊物退稿。当时的上海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十分活跃。我在北京见到张光宇画的《十日谈》，凭直感相信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艺术家。他的漫画政治性很强，专攻打偶像。主要矛头直指蒋介石和日本人，很有勇气。手法模仿珂弗罗皮斯，丑化对象好极了，很有装饰性。与张光宇思想和趣味投合的自我感觉，使我开始向张光宇办的漫画杂志投稿一试。我将《买卖完成了》和《春劫》两幅漫画配合一篇短文一并寄给他后，也并没有把握。一天，我在南京开架书店里偶然见到这些漫画出现在张光宇办的杂志上。张光宇为这组漫画制了铜版，并加标题列在“全国漫画名作选”内。张光宇一次给我15块银元的稿费是我给报馆画画的月收入的总和。我敲开了张光宇的门。叶浅予即是看了这组漫画后知道我的，我们在南京一见如故。鲁少飞也来信约我为他主编的《时代漫画》画封面。继我的《皇恩雨露深》和《同志》等作品之后，我在“时代派”的杂志上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漫画，竟有30块银元的稿费存在张光宇处。抗战爆发后，我到上海，由同学韩烽陪同找到时代图书公司。张光宇一见我，就从里屋高兴地迎出来说：“原来是个小赤佬！我还以为你是东北大汉，原来是个小张学良！”当晚他打电话约来叶浅予、鲁少飞、胡考等人相聚通宵。当时张光宇是时代图书公司的经理，更是中国漫画的奠基人，很有名望。第一次见面，他却是这样平和爽快。

   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，张光宇与张仃素昧平生，在张仃尚未出道，处境十分艰难的时候发现了他，提携了他，使他的艺术人生发生了质的飞跃。当时的张仃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“京漂”，寄居在南京城外玄武湖租船户的一座库房里，每天为吃饱肚子奔走，晚上在烛光下画画，有时穷得连蜡烛都买不起，就是这个时候他把父母赋予的姓名“张冠成”改成了张仃，这个流亡的东北青年，当时一定品尝到了形影相吊、孤苦伶仃的滋味吧。值得说明的是，文中没有点明的“屡被退稿”的那家刊物，就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左翼漫画杂志，叫《生活漫画》，主编黄士英，上面经常发表左翼漫画家蔡若虹、张锷等人的作品。这家漫画杂志因进步的倾向和严肃的内容曾得到鲁迅的赞扬和支持。同为左翼、崇拜鲁迅的张仃，自然将它当作投稿的首选，挑了两幅自以为很不错的作品寄去，一幅是《买卖完成了》，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当局互相勾结，鱼肉人民，另一幅是《春劫》，表现罢工，没想到全退了回来，连个说明也没有。

    张仃惶惑了：我不也是左翼的吗？为什么会遭到拒绝？大概是自己水平不够吧，然而不发表作品，没有稿费，生活怎么办呢？在这种困境下，张仃将它们寄给了张光宇主编的《上海漫画》。张光宇是当时上海自由漫画家的领军人物，正与其弟张正宇一起主持上海最大的出版公司——时代图书公司，后台老板是新月派诗人邵洵美，同时出版五大期刊：《时代画报》（叶浅予主编），《时代漫画》（鲁少飞主编），《万象》（张光宇、叶灵凤主编），《论语》（林语堂主编），《时代电影》（席与群主编）。张仃在北京读书时，就见过张光宇创办的漫画杂志《十日谈》，后来在国民党“苏州反省院”遭关押时，有机会看到张光宇主办的漫画刊物，对他高超的艺术手腕很是佩服。不过说实在的，自以为是东北土包，一介毛头小伙子的张仃，把这两幅遭退稿的漫画寄给大名鼎鼎的张光宇办的刊物，心里并没有底。然而，张光宇却一眼就看中了张仃，就像伯乐相中了千里马。

    得力于张光宇的提携，张仃在中国漫画界一炮打响，其结果，正如叶浅予形容的那样：“张仃这个名字在30年代初露头角时，漫画刊物的编者们好像发掘到一座金矿，舍得用较大篇幅发表他的作品。”张仃与张光宇终身的师友情，也从此开始。

    抗战爆发后，中国知识分子面临严峻的选择。出于各自不同的情况，张仃去了延安，张光宇去了香港、重庆。这一人生的分道，对于日后两人的命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：张仃因投奔革命圣地，以自己的艺术才能服务于解放区的革命事业，获得了党组织的信任，张仃日后能够充当新中国的首席形象设计师，接管旧国立北平美专的领导小组成员，革新中国画的领潮人，中央工艺美院的第一副院长、院长，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；而张光宇则没有这样的殊荣，尽管他表现进步，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，但与其他许多来自“国统区”的老一辈文艺家一样，在新的革命时代里，张光宇无可避免地被边缘化，成为改造的对象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张仃与张光宇之间的友情，显得格外的感人。

    张光宇有一句话：“张仃到哪儿，我也到哪儿”，在圈内传为佳话，表明张光宇对张仃的高度信任。解放后，张仃与张光宇同在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执教，张仃是系主任，张光宇是教授，但张仃一直以师礼对待张光宇，两人配合默契，合作愉快。1949年张仃领导中央美院国徽设计小组设计国徽，张光宇是重要的参与者，他们都主张以天安门作为国徽主体构思，不同意梁思成先生以“璧”作为国徽的基本形象，得到周总理的支持并且被采纳。后来张仃受命组建中央工艺美院教学班子，特聘张光宇担任装饰美术系主任，张光宇跟着到了工艺美院。张仃这样回忆那段美好的岁月——

    张光宇受聘做了中央美院的教授，给我精神上莫大的支持。他与我果然志同道合，也认为应该强调中国画的基本功和民族民间艺术的修养。可是这方面没有教材，我们便决定采用“直观教学法”，利用北京文物集中且丰富的条件，把学生直接带到故宫、五塔寺、法源寺、法海寺等地去上课。我决定把面人汤、皮影陆、泥人张请到大学讲台，张光宇也举手赞同。当时，文化部为筹建工艺美院拨款十余万元，我们用部分经费从西湖营、鲁班馆等地购得大量明式家具和民间刺绣，补充了工艺美院的资料。基于对民族、民间艺术的共同热情和趣味，张光宇和我在参与组织第一届全国民间工艺美术展览时，合作得也很愉快。工艺美院成立时，我在莱比锡，张光宇名义上已转到工艺美院，但他和周令钊、黄永玉、夏同光很久未去报到。1958年（按：实际应为1957年），文化部派我到工艺美院，张光宇也来工艺美院报到了。他提出要办一份杂志，弘扬中国的装饰艺术，这份杂志即是《装饰》。第一期张光宇亲自为封面设计了标志和刊名字。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改革和中央工艺美院的院系调整中，张光宇始终以他的声望和影响，发挥着积极的作用。当时我就知道，搞壁画很有出路。壁画实际上就是装饰艺术。张光宇很支持这个想法，我们便成立了壁画工作室。他曾为政协礼堂画过一张壁画，是反映大跃进的，约有三四米长。可以说这是最早的一幅现代装饰壁画。

    二

    张仃与张光宇，年龄相差将近20岁，严格地说属于两代人；两人的性情，也不相同，甚至长相，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，也是大异其趣。那么究竟是什么，把他们如此紧密地结合到一起？

    细究起来，张仃与张光宇都是真正的艺术家，身上流着一种不可救药的“唯美”血液，正是这种“纯艺术家”的气质，使他们超越了年龄、地域、性格和趣味上的差异，心有灵犀，互为知音。张光宇的好友，同样也是张仃好友的著名画家叶浅予，曾这样谈他们两个的关系：“提起张仃，人们都知道他在延安是装饰图案的行家，最早在北平学过中国画，30年代在南京画过漫画，《时代漫画》发表过他的画，方笔简形，立刻为光宇赏识，认为是简笔造型的同道。我向光宇透露，张仃的造型受过《民间情歌》的影响，两个姓张的原来走的是一条路。张仃总结光宇的艺术，提出‘方’、‘圆’两个字，直线成方，曲线成圆，方圆是以线造型的极限，而光宇的造型，方到不能再方，圆到不能再圆，也就是说，简到不能再简，练到不能再练。张仃对光宇的艺术，佩服到几乎双膝下跪，猛叩响头的地步。”